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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明史專家方志遠教授
發布時間:2008-11-04 00:00 作者: 點擊:1443

  率真随性 厚重深邃



本報記者  王琦 劉金愛



  方志遠簡介:史學碩士、文學博士;江西師範大學曆史學教授、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院長,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中國曆史學會理事、江西省曆史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

  1、《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2、《明清中央集權與地域經濟》

  3、《明代城市與市民文學》

  4、《中國政治通史·明代卷》

  5、《明清江右商幫》

  6、《明代國家權力結構研究》

  7、《(明)成化皇帝大傳》

  8、《曠世大儒——王陽明傳》

  9、《千古一人——蘇東坡傳》

 

  作為本報擴版後新設欄目學人風采的第一期訪談人物,方志遠教授在百忙之餘欣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對話中,他以慣有的率真随性在娓娓道來中展現出一位長者和學者的厚重深邃。

  本報記者:現在年輕人做學問普遍存在心态浮躁、學習不得法等問題,請談談如何确定研究方向、選準研究方法?

  方志遠:首先要聲明的是,我并不認為心态浮躁是年輕人的錯,貧富懸殊、誘惑太多,不但要養家活口,還希望過好日子,能不着急、能不浮躁?當然,做學問又要切忌浮躁。這中間實在是矛盾。對于這個矛盾,我也沒有解決的辦法。隻能說說搞研究的問題。我認為,搞研究第一是選擇正确的方向,然後是時間投入,最後還得靠點天賦,這恐怕是所有搞學術的人的共識。過去比較多的是說勤奮加天賦,其實勤奮加天賦未必夠,如果路子沒選對可能還是問題。但方向或路子的對頭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找熱點,一定要趕潮流。每一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的熱點問題,都有這個時代的學術潮流。是不是跟上了熱點就算趕上潮流呢?其實也未必。事實上,熱點問題和冷門問題是時常發生轉換的。所以,一個學者研究方向的正确與否并非看其是否熱門,是否熱點。以曆史學為例,關鍵是自己所研究的問題是否真正是當時社會的重要問題,這一問題是否對我們現在的社會生活和學術研究能夠起到一定啟示作用。如果是的話,在目前可能不是熱點和主流問題,但不久的将來也許會成為主流問題。還有就是考慮這個問題是否有拓展空間,研究該問題是否對相關問題會産生影響。如果是,這路子應該就對了,接下來的是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在學術的道路上堅定的走下去。當然,不斷關注學術動态、随時修正方向同樣也是重要的。

  本報記者:您在研究過程中感到最艱苦、最茫然的階段是哪一個?

  方志遠:事實上,一個學者可能時時刻刻都在困惑,至少我自己是這樣。主要困惑的是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路是不是選對了、是不是該修正了?第二、方法是不是陳舊了、是不是有新的方法需要吸收了?第三、自己是不是江郎才盡了、是不是還應該挖掘出一些創造力了?事實上,困惑的過程正是不斷提高的過程。

  本報記者:您指出“讀書要有穿透的學術眼光”,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

  方志遠:我是想盡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未必就做得很好。我所說的“穿透的學術眼光”是由三個方面構成的。一是盡可能地從看似簡單明了的文字記載中去揭示文字背後的事物,即所謂“讀書得間”;二是盡可能地站當時人、當事人的立場去考慮問題、去理解他們的動機和行為,窮極其“合理性”;三是盡可能從現實的體驗和關懷中驗證學術結論,曆史固然是現實的鏡子,現實又何嘗不是鏡中的影子。一個曆史研究者,隻有同時具備曆史的同情和現實的關懷,加以對資料的全面把握和充分解讀,才可能具備學術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當然,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性,所謂“穿透的學術眼光”也是相對的,或者說,是一個努力的方向。但如果不朝這個方向努力,那就永遠談不上“穿透”。

  本報記者:有些人認為您是一個頗具個性的學者,請問學術和個性之間是否會相互沖突?

  方志遠:學術和個性從來都是統一的,所謂“文如其人”。每個學者也應該有自己的學術個性。但個性不一定是偏激,不一定是憤世嫉俗。比起偏激和嫉俗,包容和氣度是更高境界的個性。我的理解,個性是一種創造力,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批判眼光,是習慣于用這種批判眼光去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理解問題、解答問題。但是,具有創造性的學術觀點開始往往是以“異端”方式出現的,這并不是學者的“刻意”為之,而是為着求真“必須”為之。這就需要學界的理解和社會的寬容。我一直在說,江西文化或“贛文化”本身存在三組對應文化,第一組是搖籃文化和主流文化,第二組是精英文化和大衆文化,第三組是附庸文化和異端文化。我們過去比較多的關心精英文化(如陶淵明、歐陽修、湯顯祖等),比較少的關心大衆文化(如農業文化、移民文化、工商業文化等);但精英文化恰恰是在大衆文化的基礎上産生的。我們過去比較多地津津樂道于附庸文化(如科舉文化、官宦文化),但是真正體現江西創造精神的恰恰是異端文化(如王學左派、宋明訟風)。其實,所有後來成為經典的學說,在它剛出現的時候幾乎都是異端。如孔子授徒講學打破了“學在官”的格局,私學挑戰官學,此為異端;朱熹的格物緻知和體驗功夫,被斥為“僞學”,也是異端。當然,也僅此而已,不能因此而得出極端的結論,因為能夠成為經典的異端畢竟少而又少,大量的異端是永遠也成不了經典的。正如我們今天正在創造的大量學說、大量成果,這些學說和成果中的絕大多數最終将被遺棄,其中的一些發表之日就是成為垃圾之時。

  本報記者:能夠結合您讀書的體會談談何謂“讀書得間”?它和“不盡信書”之間有什麼辯證關系?

  方志遠:所謂“讀書得間”,如前所說,就是從人人都讀得到、讀得懂的文字中發現内在的涵義、揭示隐藏的故事。舉一個小例子。明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有一條記載,說是與友人看口技表演:

      一瞽者以小屏圍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姜邸中,為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禦史鞫問。兵馬為閩人,禦史為江右人,掌案書辦為浙江人,反複诘辯,種種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鋪中奸情,遂拖夾拶諸刑,紛纭争辯,各操其鄉音。

  這段口技的精彩,不僅僅在于表演者以一人之力,模仿出“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也不僅僅在于表演者能使所模仿的人物“紛纭争辯,各操其鄉音”,還在于表演者将各地的職業特征也充分表現出來:販姜的商人為徽州人即徽商,坐鋪的邸主為京師人即當地人,兵馬司官員為福建人,禦史為江西人,書辦則是浙江人。我自認為“得間”的結論是:一場普通的藝人的表演,恰恰揭示了當時的地域職業特征。明後期的地域性商人中,以徽商影響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鄉音最為合适;贛、浙、閩為科舉大省,尤以江西為甚,而科道官須進士出身,故禦史用江西鄉音,兵馬司則用福建鄉音;紹興師爺的前身——浙江書辦當時已是一大社會現象,故書辦用了浙江鄉音。

  關于“讀書得間”和“不盡信書”間的辯證關系,我在《曆史方法論二題》一文中有所涉及,可一讀。

  本報記者:談談您讀書的一些好方法?

  方志遠:很難說有什麼“好”方法,隻是喜歡讀書、一天到晚想着書而已。孔子說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隻要喜歡,以此為樂,人人都會有讀書的“好方法”。

  本報記者:您一般寫一篇文章要多長時間?

  方志遠:就曆史學者來說,“文章”和“論文”是兩個概念。文章一兩個小時可以寫一篇。但論文很難說,在材料收集得差不多的情況下,最短的用過一個星期,最長的花了一年零二個月。收集資料的過程也很長。當然,要做成“博士論文”那樣的長篇“論文”,或許全力以赴也要三、四年。我相信有一氣呵成的好文章,但是絕對沒有一氣呵成的好論文,至少寫曆史論文我以為難有這樣的天才。一篇好的曆史論文可能需要反複思考、反複修改。我認為,好論文固然是寫出來的,但更是改出來的。

  本報記者:您說過做學問既要理解古人,又要昭示後人,可以談談讀古書的目的是什麼,它會對社會發展産生推動嗎?

  方志遠:我讀古書的目的是研究曆史,但從來不認為“讀古書”可以推動社會發展,更不認為社會發展一定要讀古書。美國才多少年的曆史、有幾本古書?但是它也照常發展。悠久的曆史是令人羨慕的财富,以史為鑒,可能使我們少走些彎路。但這個史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曆史,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更包括全人類的曆史。

  本報記者:您提出“學有根柢”,能否具體談談所謂根柢指哪些方面?

  方志遠:對于學曆史的來說,我覺得“四書”、“五經”還是要讀的,這是中國幾千年思想的源頭,《道德經》、《莊子》、《孫子兵法》、《史記》、《資治通鑒》也是應該讀的,否則,就不能叫“學有根柢”。但這裡僅僅指曆史研究者。至于其他的書,視研究領域而定,但基本的理論和方法,以及自然科學的常識也應該具備。以我之偏見,曆史研究者最好得具備一定的數學頭腦和抽象思維能力。

  本報記者:您自己的著作中最滿意的書是什麼?

  方志遠:坦率地說,迄今為止,我還沒有出過一部自己認為“最滿意”的著作。如果說“比較滿意”,《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勉強可以算,因為它收集了一批資料,提出了一些問題也解決了一些問題。有幾篇論文我認為還是滿意的,如《“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曆史研究》2007年第1期),從一個比較小的切入點展示了一個比較大的時代,同時揭示了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再如《明清湘鄂贛地區的“訟風”》(《文史》2004年第3期)、《明代蘇松江浙人“毋得任戶部”考》(《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等我也認為值得一讀。另外,感謝《江西社會科學》的主編餘悅教授和龔建文教授,他們約了我兩篇稿子,《谷霁光先生的學術曆程和學術個性》和《曆史方法論二題》(分别發表在《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0期和2007年第6期),我認為也盡了心,因為不能辱沒《江西社會科學》。總的來說,越是最近發表的感覺越好些,因為整個中國學術都在進步。

  本報記者:最後,可否送給年輕人一句座右銘以為鞭策?

  方志遠:我最怕的就是說“一句話”,總覺得自己沒有說“一句話”的能力,可能這個能力的缺乏是影響我成為“大”學者的重要原因。茲引顧炎武《與友人論學》中三句話,與年輕人共勉:“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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