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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的江西社科院
發布時間:2018-10-25 00:00 作者: 點擊:2506

引言

    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春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于1984年在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和省經濟研究所的基礎上成立。社科院成立之初,省裡在郊區塘山鄉永溪村(即今青山湖隧道一帶)征地近百畝,集省社科院、省社聯和省委講師團于一體,建設江西省社科活動中心。這個龐大的計劃實施才一年,就因壓縮基建規模而停止。

    19944月,我接任省社科院院長、黨組書記、省社聯主席、黨組書記時,講師團已經退出,部分土地被劃出,隻剩下52畝地、兩棟宿舍。原計劃建設的17層辦公樓及圖書館、研究生樓等附房,僅打好牆基。有史以來,省社科院、省社聯(以下簡稱院、會)一直是“無房戶”,兩年前才在本土沿洪都北大道各自蓋起兩層簡易房,作臨時辦公用。院内牆基裸露,一片荒涼,搭棚養雞、開荒種菜者不乏其人。由于進出無路,為圖方便,許多人習慣從工地、水塘邊的水泥鋼筋架下面鑽,彎腰成常态,磕碰是常事。

比硬環境更為嚴峻的形勢是,1992年前後,受“全民經商風”影響,社科院一下子注冊了數十家公司,省社聯也辦了勞動服務公司和“日月星”公司。這些公司除本單位部門及個人辦的,還有外單位包括外商挂靠的,基本上是皮包公司,而均由院、會擔保。很快,經濟效益不見,經濟糾紛頻發,院、會一時狼煙四起。“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一家“日月星”公司就被纏鬥一年多。到社科院上門告狀、讨債,到法院打官司,執行裁決來社科院封賬、扣車、轉款者屢屢發生。我作為法人代表,就曾被法庭傳喚過幾次。

    上任頭一年,我扮演的是“救火隊長”的角色。記得有一次,我正在主持院長辦公會,原院長白永春打來電話,說東湖區法院來了3個人,為抵債要扣他用的皇冠車。我放下電話立即與省高等法院沈德詠副院長聯系,緊急求援。沈德詠說人家執法,不能妨礙,你讓他扣,我下午找他們院長溝通。

    還有一次,因征地填塘費用結算糾紛,永溪村民悍然挖開社科院大門前的路面,以示抗議。無奈之下,我們隻得堅壁清野,公務乘車被迫在院外安全處上下。

    有人說我受命于危難之中。當時社科院面臨的主要困難:一是工作條件太差;二是在商品經濟大潮中,一些人對社科院工作中心産生了模糊認識,一度大辦公司;三是人心浮動,一些年輕人或“孔雀東南飛”,或明裡暗裡“下海”。好在社科院明白人多,大辦公司的結果,使社科院“賠了夫人又折兵”,得不償失。痛定思痛,廣大幹部、科研人員很快覺醒過來,迫切希望盡快結束管理失控、科研受困、人心浮動的局面。這或許就是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所付出的學費。

根據省領導的指示精神,我和彭聚先等院、會班子成員,統一認識、齊心協力,組成專門班子負責清理整頓公司,院領導、法律專家、幹部、工人一齊上陣,抓緊排查“定時炸彈”;加強财務管理,嚴防賬上經費被劃。凡外單位或個人挂靠的公司,一律脫鈎;本院所辦公司在清理後一律停辦。一段時間裡,我和班子成員厚着臉皮,頻繁出入省計委、省财政廳、省、市法院和檢察院,“哭窮”,讨飯,求援。

 

一、重建大樓,動用省長基金

    排除幹擾,是為了抓好科研這個中心工作。我當時認為,治院理政頭緒紛繁,但争取早日重建社科大樓,是重中之重,是應該抓緊的“牛鼻子”。

還在1994324,省委副書記盧秀珍,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舒惠國找我談話,宣布省委決定時,我就表态說,省委決定了,我隻有服從。依我對社科院、社聯的了解,長期無“窩”,經費緊張,社科院一年科研經費才26萬元,已借外商85萬元,省委要給點“救急糧”。盧秀珍說,你去後摸清情況,給省委反映,争取省政府解決。

    4月18下午,舒惠國送我到職,在院、會中層幹部會上宣布省委決定我到院會任職并講話後,我說:我此時誠惶誠恐,如芒刺在背。擔任院、會的頭,主觀上我思想、知識、經驗準備不足,客觀上院、會工作條件太差。這些年大家堅守崗位,頗為不易,今後将同大家一起,以務實的态度,求實的精神,紮實的工作,服務院、會。散會後,送舒惠國上車時,我說:“我要讨飯,請你支持!”他說:“你先把内部理順,把鑰匙找準再去,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為大家讨飯,不要怕難為情,我支持你!”書記、部長的話讓我心裡略為安定一點。

因為省社聯主席要經常務理事會選舉産生,423,原院長、主席周銮書帶我到傅雨田家,請他莅會。傅老原是省委書記,退下後擔任省社聯名譽主席、《當代江西簡史》主編、省經濟學會會長。簡單的交談後,周銮書開始為院、會“哭窮”。傅老說:“你們要去‘哭秦庭’嘛!不給錢,你就把人放走,關起門來,不就安定了嗎?!”臨别,傅老送我倆下樓,風趣地對我說:“你是新客,我送你下樓”。這是我頭次到傅老家,老人的直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忙忙碌碌中,1995年春節将臨。123日下午,我依循慣例,率班子成員開始走訪慰問70歲以上的省社聯常務理事。在傅老家,寒暄之後,傅老問起社科院大樓情況,我簡單地說了幾句,說是按17層設計打的牆基,1987年動工,1988年停建,已經7年了。當時,我沒有想到也不好意思請傅老就重建大樓發話。

未料三天後傳來消息說,125,省領導毛緻用、吳官正、朱治宏、盧秀珍、舒惠國、舒聖佑、黃智權等到傅老家慰問,傅老說了一番話:“我沒有别的意見,你們明年應把社科院辦公大樓蓋起來,不蓋,我就叫李國強辭職!”

傅老當着這麼多省領導的面,說出這番話是有分量的,我意識到重建大樓的時機到了。我和班子成員商量,我們要抓住時機,抓緊工作,争取春節後啟動。我特别拜托名譽院長姚公找吳官正省長。姚公德高望重,又是省人大常委、省民盟副主委,他早年在鄱陽中學教書,吳省長以老師相稱。

接下來的10天,我在亢奮和期待中度過。215日下午,我和姚公出席省委關于“兩會”人事變動協商會。會前幾分鐘,吳官正進來,同我和姚公聊了幾句。他對我說:“姚公是江西最有學問的人,也是最謙虛的。”要我多向他請教。又對姚公說:“你要多支持國強同志工作。”

220,省人大八屆三次會議在藝術劇院召開,上午聽取政府工作報告,下午分組讨論。我在小組讨論發言時,呼籲加大社科經費投入,保留地(市)、縣社聯。我說,社科院大樓蓋了8年,至今還是一個牆基。鑒于省财力緊張,原設計17層,建議先蓋6層,以應急需。因為省計委隻給社科院列了60萬元,顯然無濟于事。發言後,我便和彭聚先副院長到省計委,找傅文儀副主任說明先建6層的理由。當時,我們分析了一下,蓋17層難度大,且每層990平方米,6層就有5900多平方米,院、會不足300人,目前基本夠用。傅主任認為有道理,要我們找王明善主任和省領導。

此間,姚公不負所托,傅老再次發話。222日晚,姚公來電話說,他在省人大會議主席台上找了吳官正省長,說社科院大樓沒有列入計劃。省長說:你們沒有得力的行政院長,給過錢沒有用好。姚公說:那是過去的事,現在國強同志來了,很困難,很着急,他直接在抓。這時,黃智權副省長走過來,吳省長問:老黃,社科院大樓怎麼辦?黃省長說,去年給了151萬元。姚公說,那都還債了。吳說:等我從北京開完“兩會”回來再說吧。

25日晚,傅老秘書告知,下午省人大閉幕會前,傅老在主席台上又找了吳官正、黃智權說:“社科院大樓應該上。”吳官正說:“給他們錢,他們用不好。”傅老說:“那是以前,現在國強同志去了嘛!”同一天晚上也接到姚公電話,說人大閉幕後,吳官正省長主動找到他說:“轉告國強同志,不要着急,等我從北京回來想辦法。”姚公得意地說:“如果我沒有感覺錯的話,上大樓有希望。”我此刻也信心滿滿說:“是的,不是你老多情,是省長有意。我們準備為你樹記功碑。”

果不其然。兩天後,227一早,省計委通知,要社科院院長帶一位處長去談上大樓的事。接着,舒聖佑常務副省長秘書葉磊來電話說,下午舒聖佑、黃智權、召集社科院、科學院、衛生廳、黨校開會。我因主持院年度工作會議,就請彭聚先副院長去,回來告知,省長動用備用金540萬元,分給4家,社科院310萬元,上大樓6層。當天晚上,我把這一信息反饋給傅老,感謝他對社科院的一貫支持。傅老說:“這件事,一是你們理由充分,二是省長支持。解決了就好。”

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吳官正不等到北京開“兩會”,就提前作出的這一重要決定,給院、會一個大大的驚喜。28日晚吳官正又委托舒聖佑副省長正式通知我,并叮囑再三:“你們一定要用好這筆錢,用得漂亮點。有困難,我們解決。你們是新班子嘛,用不好,唯你是問!”我說,請省長放心,我不會亂花一分錢。

消息傳到社科院工作會,與會同志精神為之一振。院辦主任張振治說:“社科院一年來實現了三個轉變:即從人心思走到人心思定的轉變,從管理無序到有序的轉變,從一度工作中心不明到以科研為中心的轉變。”我也如釋重負,在作會議總結時說,到院工作10個月來,激動過兩次,一次是省政府特地給我們一筆還債錢,無債一身輕;這是第二次,大樓重建,院、會從此可以從根本上擺脫困境了。

講到不會亂花錢,我至今還記得,那幾年社科院(含10個研究所)每年接待經費1.5萬元,汽車費用13萬元。五湖大酒店與社科院近在咫尺,是南昌市首批幾家星級賓館之一,但我們沒有在五湖搞過一次活動,吃過一次飯。那幾年,大哥大流行,有的單位用公款為領導配備或支付話費,我們經集體研究決定:不跟風!此事後來受到省紀委表揚。

 

二、書記視察,指點院會發展

1994105,原“中心”一附樓落成,省社聯率先搬入,結束了建會36年來居無定所的曆史。12月,省委決定,省社科院與省社聯合署辦公,實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我仍然是頭戴“四頂草帽”。199516,省社科院在附房舉行建院10周年紀念會,白棟材、傅雨田、盧秀珍、鐘起煌、陳癸尊等省領導和首任院長李克參加。沒有錢發紀念品,隻是組織編寫《江西省社科院建院十周年》一書,内容主要是介紹研究機構,研究成果和十年大事記,人手一冊。這是社科院第一次在自家屋内為自己慶生,上午大會,下午文藝演出,自娛自樂,喜慶空前。

    對于院、會來說,附房的落成使用,還隻是一個小勝,大仗是重建社科院大樓。繼228吳官正委托舒聖佑叮囑我要用好建設大樓經費。之後不久,我在江西人民醫院遇到吳官正,報告說310萬已經到賬,我們一定用好。此時吳官正已是省委書記,他說:“這是幾年的省長備用金,你們要用好。你們是困難,但過去沒用好,現在你去了,社科院很重要,市場經濟怎麼搞?需要好好研究。省黨代會的報告稿馬上要發下來征求意見,你們幫助把把關。7月要開京九線産業布局會,你們多出出主意。”情真意切,語重心長。

江西經濟欠發達,财力十分有限,社科院大樓動用省長備用金,實屬無奈,也非同尋常。書記、省長一再叮囑,我深知肩負的責任。為此,院、會成立基建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我任組長,副院長肖春雲任副組長,李樹紅、龔紹林任辦公室正副主任,薛孝祺等為成員。這幾位同志都是清廉自持,踏實幹事的幹部。我強調重建大樓是一項省長工程,是院、會也是全省社科界多年的期盼,我們計劃用一年的時間,打一場漂亮的翻身仗。

事在人為。大樓1995524動工,第二年519日喬遷。從建成到裝修、搬入一共花了360天,比原計劃提前了5天。大樓嚴格按設計圖紙施工,工程不留尾巴,資金沒有缺口,緊接着建圖書館、研究生樓也是如此,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喬遷之日,院、會喜氣洋洋,文學所所長吳海說這是“世紀之遷”。

大樓的重建和院、會的發展牽動着省領導的心。199644,我一早接到吳官正秘書餘蠶燭的電話,說書記上午要來社科院、社聯看看。我問幾點鐘到,他說8點多鐘吧。結果我750分趕到時,吳書記7點半就到了,正在和秘書長熊盛文察看施工中的大樓。很快我和班子成員都到了,陪同他察看院内環境,随後到附房二樓會議室,與大家座談。開始時他一臉的嚴肅,後來越談越興奮。他說:

你們院内的環境太髒了,不像一個研究單位。客觀上在搞基建,但門口的牌子就沒有搞好,辦公樓的走廊、樓道也不幹淨。搞研究也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各人門前雪總要掃,這不是錢的問題,主要是管理問題。要幾個小錢不是什麼問題,你們的關鍵是管理。客觀上的因素不是主要的。舉個例子,二次大戰時,盟軍攻入柏林,在一防空地下室看到有小孩在讀書,桌上擺着一瓶玫瑰花,說:德國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那是什麼樣的客觀條件。環境差,是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通病,搞精神文明建設的自己不講文明。南昌大學我就說過幾次,現在好些了。知識分子有些散漫,有人給别人提意見很生動。我到一個單位先看兩個地方,一個食堂,一個廁所,最能反映一個單位的衛生和管理狀況。你們再不搞好,到時我帶幾個省領導來掃垃圾。從院長做起,其他人也會跟着做。我在武漢當市長時,一段時間街上很髒,到處扔的是西瓜皮,我帶市領導推着小車去打掃,區委書記、區長們就坐不住了。隻要抓,環境衛生是可以搞好的。

你們圖書館基腳上的菜地、棚子都要搞掉,地基保護好,房子還是要蓋的。

(我彙報說省裡很支持,這兩年給了五六百萬)。你們是幹事的,我們支持。李國強同志到任後,還有你們在座的幾位,幹了實事,單位比以前更好,工作有成績。310萬元蓋新大樓,沒超過,沒亂花,這是不錯的。現在又給了30萬,把會議室裝修一下,買點書架、桌椅,剩下的錢把環境整治好。不是省裡不給錢,錢應該給,但關鍵是你們要幹實事。像過去幾年那樣,怎麼敢給錢呀!上半年,在71日前,把環境整治好。不要種那麼多花,多種點樹和草,不落葉的樹如桂花樹、茶花樹。種花你們不會管,樹落葉,你們也難掃。

學術著作出版難,主要是發行量太少,完全靠國家補貼也不行。發行也要争取搞上去。(我與彭聚先彙報到《江西通史》從1984年立項至今,曆經李克、白永春、周銮書到我4位院長,書稿已完成,但出版經費困難至少需要2萬元補貼時)你們寫個報告,我給你們批一下。(彭聚先離開去寫了報告來,吳書記當場在院裡的報告上簽批:“請雍忠誠同志酌情支持,并向智權同志請示定。此書已曆四位院長,還是今年出版為好”。)

科學院、社科院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門。現在要嚴格管理。要在華東地區排第一、第二,可能還沒那個本事,但争個第三、第四,可不可以?硬環境不行,軟環境可以搞得更好一些,發揮學術上的優勢和特色。你們有個女同志餘品華就不錯。你們的曆史所不錯,哲學所不錯。

寫書,主要是要選好題材。《中國母親》一書的點子是我出的。現在看來,也有不足,寫海外的太少,寫了宋慶齡,但她的母親也可以寫。還有蔣經國的母親毛氏,也是可以寫的,這和蔣介石沒有什麼關系,蔣遺棄了她,而她最後又是被日本人炸死的。從這點上講,也是能喚起愛國主義熱情的。

蘇東劇變之後,現在世界上的共産黨組織分三類:一類是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另一類是理論上、政治上搖擺不定;第三類是成為社會民主黨。我們要根據新的曆史條件,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作出新的概括。

中國的改革,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但問題還是不少。西方經濟學家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匈牙利那個名氣很大的經濟學家科爾奈也是光看病不開藥方。中國的問題還是要靠我們自己來解決。我們要有雄心壯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大膽探索。

要加強經濟研究,我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要運用系統理論的觀點進行研究。當前經濟問題很多,金融問題就很突出,企業資金使用效率不高,負債比重過大。搞活國有中大型企業,從理論上講還沒有很好解決。當前要研究的,一是宏觀穩定;二是微觀搞活。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結合,促進科技向生産力轉化。經濟研究要與自然科學結合起來,要吸收一些搞自然科學的人來搞。搞經濟的同志要學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這樣才能把研究搞深入。經濟研究還要與企業、地市相結合。

經濟所要加強。3個經濟所集中在一起行不行?挂3塊牌子在一起上班。社科院不要随便進人,帶好現有的隊伍,人少一點,搞精一點,搞好一點。300人不一定比200人出成果多。

(當我彙報到《江西當代簡史》編寫問題給省委有一個報告時)解放以前好寫,當代難寫。司馬光寫《資治通鑒》,沒有寫到他那個時代。當時代的事,是曆史過了以後才寫出來的。當代人寫當代人,自己寫自己,怎麼寫?你寫我吳官正,表揚,我不幹;貶低,我也不舒服。這個問題要請示中央。全國的問題好辦一些,中央都有定論。地方的情況有點不一樣,對一些問題并沒有作定論。程世清怎麼寫?倪獻策怎麼寫?江渭清怎麼寫?對生産責任制怎麼評價?我的态度,對此事要慎重,一是不争先,不要帶這個頭,等全國出了十七、十八個省的,聽聽反映後我們再出;二是工作繼續做,什麼時候出,不忙;三是如果要我們審查、蓋章,我們就要負責。現在出這部書有兩個局限,一是難以把握一些問題的是是非非,弄不好,會引發争論,影響安定團結。另一個是許多問題不經過一段時間看不清楚。比如說,圍墾鄱陽湖問題,當時說圍少了,沒有洞庭湖圍的多。現在看來,圍少一些是對的,有利生态平衡。沒有一定的時間,不經曆曆史的檢驗就得不出這樣的結論。

(當我彙報到今年社科院、社聯有6個全國性和華東片區的協作會,準備在10月份套着開,到時請吳書記莅會時)可以,隻要我在家,我有時也身不由己。要開會,你們的環境這個樣子不行。

(當姚公彙報到正編寫《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家》一書,我請吳書記閱稿,寫序并給予出版補貼時)序,我不寫;稿子,我也不看。經費問題,你們寫個報告送給盛文秘書長,叫他跟管财政的同志說一說。我要說一點,寫曆史人物也要客觀。如寫王安石,他的心胸就很狹窄。還有張居正,他是個非常自私的人。改革,很好。但他們的問題、局限性,值得我們今天搞改革的同志吸取。

社科院的研究要突出重點,一個鐵球不能放電,一根電線的一極才能放電。學科設置要有重點,形成優勢,就是這個道理。一年能搞好一、二個有價值的成果,就有成績、有貢獻。餘品華同志的文章,兩次獲“五個一工程”獎,就為江西争了光。

江西正面臨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但還要有50年,江西才會有一個大的發展。有個機遇問題。江西和湖南,在明朝以前,江西發達得多。狀元,江西有幾十個,湖南才一個。湖南出了個曾國藩,影響了湖南三代人。這個人鎮壓太平天國是不好的,但他非常聰明,能文能武,也很廉潔,帶動湖南出了不少人。你看他的《冰鑒》和《家書》,寫得多深多細。江西的發展,面臨機遇,京九線貫通,但也不是幾年就可以上去,要實事求是。現在江西人口外流,到沿海去,我相信以後他們會回來。從外面來江西幾十萬、上百萬,江西就上去了。江西在明朝以前發達,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大遷移,客家人多,王安石、文天祥等都是客家人,一些精華都要集中于此。人口流動是正常的。人才外流,從眼前看,似乎人少了。但從長遠看,還會流回來,包括打工的,學了本領回來辦廠。現在沿海污染,福建人到江西養特種水産,也是好事。

你們搞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出來的東西,有的人家暫時不贊成,但事後會贊成,曆史證明是對的,這樣的成果就有價值。

你們這裡是搞研究的地方,應該解放思想,活躍學術氣氛。要學好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要走出去,到廠礦企業去,多座談,多交流。搞經濟的要研究社會,搞社會學的要研究經濟,經濟和社會是分不開的。對知識分子,政治上要嚴格要求,隻要擁護黨和國家,有點小毛病,不要上綱上線,要讓他們把聰明才智都發揮出來。一個人要幹事,伸不開手腳不行。[]

這是吳官正就任省委書記後,第一次到省社科院、省社聯視察,前後待了3個小時。《江西日報》44頭版頭條對此作了報道。

 

時隔4個月,816,吳官正又一次來到院、會。這一次事先沒有通知,上午11時,我們正在開辦公會,他隻身悄然進入大樓,我聞訊休會去陪他。在察看圖書閱覽室、優秀科研成果陳列室後,到四樓會議室,與班子成員和部分中層幹部交談。這一次吳官正面露笑容,談話氣氛一開始就十分輕松。吳官正說:

聽說社科院、社聯搬了新樓,面貌有了變化,我今天來看一看。現在環境确實比上次來好多了。辦公樓蓋得還不錯,會議室也像個樣子了,310萬辦了這麼多事,你們還是會辦事,也是老老實實地辦事的。

社科院現在總體上比以前好多了,走進來感到很安定、平靜。這說明大家很團結,團結才會安定。關鍵在管理,管理出效益,現在比以前要好,但管理還要加強。

(當我彙報到大樓蓋好後,還有三個急待解決的問題,即圖書館、食堂和下水通道時)圖書館和食堂都應該考慮解決。相對省裡其他項目的投入來說,你們這是小錢,蓋個食堂用不了多少錢吧?有機會我會和有關部門通通氣。

社會科學院、社聯這個陣地非常重要,還有黨校。我們長期以來對社會科學重視不夠。我們搞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重視社會科學是不行的。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世上無先例,無現成的東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馬克思主義也要研究發展,要和我們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當前改革中的許多新問題、新情況,需要我們去研究、去探讨,尋求解決的辦法。搞經濟建設,沒有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支持不行。社科工作者要下功夫,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拿出有價值的理論成果,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

你們現在大樓蓋好了,辦公條件改善了,你們的職工住房也解決得不錯。再把圖書館蓋起來,多買點書,這也是基礎。辦公和宿舍區的環境要布局好,要有綠化地帶,不要見縫插針都蓋滿房子。知識分子密集的地方,要有個好的工作、生活環境。共産黨人也不是光幹活、吃飯,也要休息,要娛樂,工作後換換腦子,搞點文體活動,放松放松。要關心中青年科研人員的身體健康,他們是主要力量,我們這些人現在條件好了,要關心他們的身體。[②]

在送吳官正上車時,我問:我們是否要去省計委談建食堂的事?吳官正說:“不要,我會說。”一周後,我在江西飯店遇到舒聖佑,他主動說:“你們蓋食堂要80萬嗎?”我說,省長,我們測算過的,不敢大開口。省長笑笑,點點頭。這是後話,說明書記真的與省長通過氣。

吳官正在參觀中對優秀科研成果陳列室和江西地方文獻室很是稱贊。第三天就讓秘書送來他的新著《廟堂之高 江湖之遠——改革發展的實踐與思考》5本入藏。吳官正贈書不久,省領導白棟材、毛緻用、舒惠國和作家楊佩瑾、陳世旭等紛紛送來自己的作品。已故邵式平的親屬也将老省長生前用書43123冊捐來收藏。

822上午,吳官正在辦公室約見《當代江西簡史》副主編白永春、王英和我,在聽取關于編修當代江西簡史的工作彙報後,講了以下意見:

你們不久前曾給省委提交了一個報告,要求解決修史中的幾個問題。省委幾位書記認真研究了你們的報告,給了一個意見。這是省委反複考慮的,是集體意見。

修史是為了總結過去,宣傳省情,教育後人,開辟未來。希望同志們盡量把當代簡史修好。希望你們在修簡史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和方法論,在力求做到真實、客觀的同時,要向前看,要有利于團結,有利于江西的發展。相信同志們會集思廣益,博采衆長;讨論時,充分發表意見,暢所欲言;上書時,在尊重事實的前提下對曆史負責,對後代負責,盡可能周到。據傳有這樣一種說法,官史一般不修當代史。為什麼不修?因為很難。身曆其間,難于做到不偏不倚,客觀公正。這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是,凡是曆史上發生的事件,都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階級根源,都不是偶然的。對于這些事件的判斷,由于時間和認識的局限,往往在短期内難以做到準确。正如蘇東坡所雲:“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如果過相當一段時間後修,通過實踐檢驗和曆史考驗,可能會更有分量。[]吳官正從省長到書記,一直關注省社科事業發展。兩次視察和約見,都聯系江西改革開放實際,強調社科研究要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解放思想,深入實際,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強調院、會要嚴格管理,加強軟硬環境建設,為科研人員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強調盡量把江西當代簡史修好,總結過去,宣傳省情,教育後人,開辟未來。

省領導的重視,推動了院、會建設和社科事業的發展。我在華東社科院協作會和幾次會上,把江西動用省長備用金蓋社科大樓,以及吳官正視察我院情況作了介紹,引起兄弟單位的贊歎。103,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報》以《搞改革開放一定要重視社會科學》為題,在頭版頭條報道了吳官正這幾次講話精神,在社科界一時傳為佳話。

 

三、建章立制,科管理并進

大樓的重建,大大改善了院、會工作條件,各項工作也走上正軌,院、會連續三年實施“管理年”,堅持外樹形象,内強素質,理順關系,建章立制。科研、管理齊頭并進。主要措施有:

   (一)實施工作考核制。行政人員堅持坐班制,有限的獎金按月發放,考勤合格者獎,叫獎勤罰懶。科研人員每周二、五上午集中,按專業職務業績要求制定考核标準,年終考核達标者分紅,叫獎優罰劣。這雖然是院、會制定的“土政策”,但實施後效果明顯:上班守時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一些“下海”者開始“上岸”;科研成果數量增多,質量不斷提升。

     (二)加強對策研究。院、會把開展對策研究列入重要議事日程。1988123,吳官正省長在省社聯第四屆三次理事(擴大)會議上提出:“全省社科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要為加快和深化改革,振興江西,獻計獻策,拿出新的‘隆中對’。”據此,省社聯聯合廣電廳、新聞出版局和江西日報,先後于1988年、1994年、1998年組織三次大規模的“興贛隆中對征文活動”,分别收到征文485561751篇。每次一個主題,每次都評選優秀征文并結集出版。“興贛隆中對”征文活動出了成果,出了人才,成為江西在改革開放初期,堅持社科研究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一個重要創新形式,也是省社聯工作的一個品牌。省社科院不少成果受到重視。我的《廬山“申遺”成功後的思考》《為何“醒得早、起得晚”—試析江西經濟工作中的一種現象》等對策文章,也獲好評。

98抗洪後,院、會将9月定為“調查研究月”,組織大批科研人員開展災後重建與發展調研活動。副院長尹世洪率工作組進駐南昌市郊區羅家集,抓災後重建,受到省、市表彰。經濟所長汪玉奇帶隊深入重災區波陽縣昌洲鄉調研,所寫該鄉根治水患的方案,為有關決策機關所肯定。9月上旬,我率隊赴星子、德安、永修3縣調研;下旬随舒聖佑省長到波陽和餘幹考察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問題。調查月結束,院、會召開調研成果彙報會,并與省委宣傳部聯合召開“災後恢複和重建”研讨會,一批成果受到廣泛關注。1999119,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王洛林率《特大洪災後中國經濟發展走勢與對策》課題組16人來贛調研,對我院此舉高度評價。随後,院、會黨組于319研究決定,成立江西發展戰略研究所,與《内部論壇》合署辦公,統籌院、會力量,為對策研究搭建新的平台。

    (三)抓緊實施“五個一”工程。1994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吳官正提議寫一本有關母親的書。在省委宣傳部領導下,由社科院承擔寫作、省出版局負責出書。結果,《中國母親》8月動手,11月成稿,12月出版,獲1995年中宣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同年,哲學所所長餘品華又一篇文章獲“五個一”工程一篇好文章獎,江西還有電視劇《京九情》獲獎。三分天下有其二,社科院一時聲名大振。

(四)加強青年學者培養。1994年五四青年節,社科院召開青年座談會,聽取青年科研人員對院、會工作的意見。927,經院、會黨組決定,舉行拜師會,實施導師代培制,以老帶新,首批确定導師17名,帶培青年科研人員40名。這項制度,是我從複旦大學取來的經。文革前,複旦貫徹高教六十條,各系普遍實行導師帶培制,效果顯著,我從文革批判的大字報中,發現了它的價值。導師從科研、思想、生活上關心、指導青年,給青年人壓擔子,指導他們走正路、出成果。為拓寬培養人才的途徑,我們還定點重點學校,代培一批碩士生,同時通過在職攻讀、出國進修等多種渠道,鼓勵青年成才。農經所謝茹、經研所黃志剛、當代江西所何友良、曆史所吳孟雪、省古籍辦胡迎建等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1995117,《江西日報》對此以《省社科院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為題作了報道,社會反映良好。

(五)設置江西地方文獻室。在院圖書館專藏贛籍作者論著,目的是建成江西省社科文獻中心和江西地方文獻中心。同時也可減輕購置圖書的壓力。與此同時,在文學所設立江西文學研究文庫,近期是為編撰《江西文學史》積累資料,最終目的是建成江西文學的資料中心研究高地。省内外贛籍學人對此反映熱烈,把這“一室一庫”視為精神家園,從省領導到學人踴躍捐書入藏。19961010,《江西日報》發表署名夏雨的文章指出,這一舉措“不失為一種頗有創新意識而又獨具地方特色和時代特點的好方式。”

(六)籌建優秀科研成果陳列室。大樓啟用之日,也是陳列室開展之時。社科院成立十餘年來,發表論文7093篇,出版著作440部,共計9245萬字。科研處好中擇優,展出部分精品力作,故又叫“精品室”。設立精品室,意在增強科研人員的精品意識,也是院、會對外的一個文化櫥窗,參觀者無不點贊。

(七)搶救國家課題。因為大辦公司的幹擾,社科院一度出現挪用科研資金,緻使一些研究受到影響。國家計劃課題必須确保完成。我們組織精兵強将,從重點課題抓起,确保經費到位,搶救性進行。我率隊到尋烏、景德鎮等地,開展國情調查課題計劃之尋烏調查、景德鎮陶瓷公司、南昌飛機制造公司調查,高質量完成國家任務。

(八)建立計算機中心。那幾年,院裡購書經費不足,但購置計算機設備也刻不容緩。為适應形勢,滿足科研需要,我們提出要求,舒聖佑省長從備用金中撥出30萬專款,院裡再擠錢配套,建立了計算機信息中心。第一批配備80多台計算機,初步形成聯絡各研究所、圖書館和職能處(室)及女子專修學院的科研、教學與信息管理局域網。該局域網采用國際先進水平的布線系統,全院布有34個信息點,配備了打印服務器和大屏幕投影機,全系統具備多媒體功能。

(九)還清會議欠債。那些年,由于院、會經費和環境條件的限制,一些全國性學術會議不敢承辦,一些地區或全國協作會輪到江西承辦也一推再推,确實有損形象。為此,我們跑省财政廳,争取一點專款支持,兩年還清會議債。例如:19955月,由院、會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中央編譯局、中央黨校、國防大學有關部門在南昌聯合召開紀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學術讨論會。11月,社科院與中國民俗學會 等聯合舉辦首屆民俗文化與民俗旅遊國際學術研讨會等。19969月,社科院承辦華東地區社科院第12次協作會,同時套開社科刊物等2個小會。10月,省社聯承辦“三南”地區暨華東地區社聯協作會,同時邀請“三北”地區省(市)社聯代表與會。會債還清了,無債一身輕,兄弟單位對江西也刮目相看。

(十)發展社會力量辦學。省社聯依托智力資源優勢,于1988年辦有江西社科業餘大學,1995年根據形勢需要,改組為江西女子專修學院,每年招生二三百人。1997年,我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落實省社科院與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舉辦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學制兩年,培養高層次适用人才。經報請省委、省政府領導和有關部門批準,同意發“江西地方糧票”,即:該班學員成績合格并取得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頒發的結業證書者,均享受國民教育研究生畢業同等學曆和待遇。學員結業後,仍在原單位工作。首屆金融專業班85人,于1999年開學,除院、會學員25人外,還有60名學員來自省直單位。此舉既為院、會和地方培養了人才,又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有人說我為院、會栽了兩棵“搖錢樹”。

 院、會發生的變化,幹部群衆的情緒,也反映到院、會年度工作會上。199632122日院、會召開年度工作會,鐘起煌、黃懋衡等省領導出席。鐘起煌提前到會,察看新大樓時,戲稱我是“中興之主”。一年前,他要我“一手抓‘五個一’工程,一手抓建大樓”,這次要我“一手抓科研,一手抓創收”,确保一年80萬,力争100萬。在22日的閉幕會上,3位小組召集人彙報小組讨論情況後,姚公神采飛揚,即興吟了兩副對聯:

過去是:

進院四鞠躬;回家三磕頭。

現在是:

萬象更新,群策群力,迎接新世紀;

大有作為,一心一意,科研上台階。

 

四、省長發話,科研要上台階

随着院、會工作逐漸走上正軌,内外交往開始多起來。1995年夏,上海市社科院專家團來院、會考察,座談中雙方交流,上海同志認為,江西社科院大福利(指住房)好,小福利(指獎金)差。後來我将此話反映給省領導,他們也認可。

1996717,中國社科院國家級、院級有突出貢獻專家休假考察團來江西。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汝信帶隊,共13人。18日到社科院參觀并與我院專家座談。精品室吸引了客人的目光,亞太所、日本所所長張蘊嶺對汝信說,我們院也應該搞個精品室。汝信說,對,要搞。座談會上我介紹情況,汝信等8位專家發言。汝信還欣然為《企業經濟》題字,并與大家在大樓前合影留念。

下午,專家團在南昌市參觀。晚上,吳官正在濱江賓館會見并宴請,省領導張克迅、黃懋衡等參加。席間,吳官正說:國強同志,你去了兩年,幹了不少實事。安居樂業,安是安定,居是有宿舍;樂業談不上,是創業,叫安居創業。講到江西經濟發展,他風趣地對專家們說:江西經濟還不發達,我們是在生存線上掙紮,我是“生産隊長”,請專家們關心支持江西的發展。整個晚宴,氣氛融洽,相談甚歡。第二天,專家團到廬山、井岡山參訪。

着眼于社科院的發展,人才是關鍵,安居是前提。我到職時,社科院正在新建兩棟宿舍,還沒驗收,留有基建經費缺口。當時,社科院隻有一位博士(省科學院、省農科院也都各有一位博士),為了吸引高端人才,留住精英人才,我借鑒省衛生廳建知名專家樓的經驗,計劃建一棟高知樓,還有重建院圖書館和研究生樓。據此,院、會向省政府報告,希望早日列入基建計劃。此舉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7417,舒聖佑來院視察。812下午,又帶着省計委主任王明善和省财政廳副廳長李鍋根來。一見面,舒省長對我說:“你要去中央黨校學習,在你走前來為你們解決一些問題。”以下是院辦當時的記錄整理稿:

舒省長一行在院、會領導陪同下,興緻勃勃地視察了院、會的工作區和生活區,以及圖書館和研究生院基建工地,邊看邊發表意見,對院、會的環境在短期内發生的變化感到滿意,指示一定要搞好規劃、搞好綠化,要有自己的特色。在大樓,他從一樓到六樓,再到樓頂,還特地察看了計算機房,認真觀看了優秀科研成果陳列室的展品,稱贊說這個搞得好,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并欣然簽名留念。随後,舒省長一行來到四樓會議室,聽取院、會工作彙報并講了一些意見。

今天我主要是和明善同志、鍋根同志一起來看看大家。

省社科院、省社聯在省委、省政府領導下,這幾年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思想比較穩定,隊伍建設抓的比較好,集中反映在為振興江西的經濟,為江西的兩個文明建設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許多科研成果。對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理解是深刻的,行動也是快的。我看了《内部論壇》和《企業經濟》,隻是《内部論壇》的字太小,以後輸一份字比較大的給我。我很想把你們這裡作為營養庫,從中吸取營養,以補自己的不足。

省委、省政府對社科院、社聯的投入、支持,用兩句話來概括:第一,盡了很大努力;第二,與你們的需要、與你們的發展相比,差距不小,這與我們省的财力有關系。但是,要逐步解決,年年有所改善、有所提高。根據你們講的,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三件事,一是今年建研究生院樓,請計委審查一下,要不要120萬元,算一算定下來,今年給足,計委拿40%,财政拿60%;二是80萬元的食堂和鍋爐,解決一下,從省長預備費解決;三是30萬元計算機網絡資金解決一下,由财政給,從預備費拿。

第二步,明年解決200萬元的曆年來欠賬問題,請省計委和财政廳對決算審查,超面積要作檢讨,下不為例,明年解決。

第三步,“高知樓”要解決。一套建築面積100多平方米,共40套,要算算多少錢,明年立項,年底動工,後年完成。

有了這三步走就會給人以希望,使人有奔頭。

食堂是解決“下裡巴人”問題,計算機也不算“陽春白雪”了,時代不同了,手段落後就是浪費時間,浪費知識分子的時間就是浪費最大的财富。這個問題我很重視,上次來我就講了,要解決。

對以上各項,省計委和省财政廳研究一下,看行不行,行,就具體操辦一下。我來之前和智權同志通了氣。計劃由計委下,錢由計委和财政給,以财政為主。要想辦法逐步改善一下社科院的條件,他們是高級智囊團。

對社科院、社聯下一步的工作,我很贊成國強同志講的,院、會就是要為江西經濟建設服務,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這是很重要的,是非常好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一定要堅持以江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以解決江西兩個文明建設中遇到的重點、難點問題為中心。我看了餘品華的文章和修水調查報告,他們做到了這一點。餘品華的文章談的是九江市國有小企業改制問題,在當時情況下,有一些不同的認識,我看後第一次批了“很好”,第二次批了很長的一段話,給熊承忠同志壯了膽。這篇文章回答了不少問題。

你們這裡有大量人才,科研力量雄厚。科研成果首先要出精品,其次要多,精品太少,寥若晨星不行,要繁花似錦。

要給你們創造條件,“大福利”(住房)好,“小福利”(獎金)也要改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首先要講奉獻精神,人生的價值是從對社會的奉獻中體現出來的,這是第一位的。但人都是食人間煙火的,都有老婆、孩子,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還有橫向比較,也要講福利。

編制上要控制,手段、資料給你們改善一下。德國中國政治問題研究所隻有3個人,但效率很高。美國有名的蘭德公司人也不多,美國高層決策不少出自蘭德公司的建議。你們也有300來人,不比蘭德公司的人少。

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要從江西的省情出發,着眼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應用,着眼于深化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着眼于新的實踐,着眼于新的探索。如講到經濟問題,江西有五個結構不合理:

一是産品結構兩低一小,檔次低,技術含量低,批量小,現在江西沒有多少可以拿得出的産品,叫得響的是景德鎮瓷器,我曾多次講“景德鎮瓷器是單打世界冠軍,團體賽名落孫山。”江鈴、草珊瑚牙膏前幾年可以,現在也有些情況。

二是從産業結構來講。我省産業結構也不合理。1996年,在全省國内生産總值中,一、二、三産業的比重為29 : 38.8 : 32.2,其中一産比重比全國高9個百分點,二産比全國低10.1個百分點。工業内部結構、農業内部結構也不合理,我省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鄉及鄉以上工業總産值中,重工業占59.64%,比全國高3.65個百分點,輕工業占40.36%,比全低高3.65個百分點。在重工業中,采掘工業和原料工業占58.6%,比全國高6.9個百分點,加工業比全國低6.9個百分點。

江西農業有優勢,農産品很豐富,但農産品加工相對落後,以農産品為原料的工業産值隻占全部工業總産值的26.9%,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6個百分點,煙、酒、糧、食品加工都比較少,去年煙的兩稅為5.0322億元,酒稅隻有1.96億元,接近2億元,飲料酒混和量隻有52.5萬噸,其中白酒12萬,啤酒36萬噸。在食品工業中,沒有一個企業年銷售額超過5億元的。說江西是農業大省,要具體分析,我們的水稻是總量不算很多,商品率高,但畝産低。種早稻,糧多是好事,但早米大家不吃,是什麼好事?所以我在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提高水稻畝産,減少面積,種其他經濟作物。江西有平原、有山區,養殖業有條件多樣化。

三是企業組織結構,總的狀況小廠多,大企業少。我們不僅要搞跨行業、跨地區、跨部門的大企業集團,也要抓一批銷售上億的小巨人。企業搞上去關鍵在于人,要有一個好的帶頭人。

四是技術結構,技術含量低。我省工業、農業領域高科技也少。要一屆接着一屆幹,把我省技術含量提高,提高經濟素質。

五是從所有制結構來講,我省公有制的比重很高,在鄉及鄉以上工業産值中占91.45%,比全國高14.39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工業占68.77%,比全國高21.75個百分點;而個體、私營等其他經濟隻占8.55%,比全國低14.39個百分點。按95年鄉及鄉以上獨立核算工業資産總額計算,我省公有為90.60%,比全國高12.56個百分點,其中國有為78.05%,比全國高18.14個百分點;而個體、私營等其他經濟為9.40%,比全國低12.56個百分點。

國有經濟是提高運行質量的問題。國有企業負債很重,華安針織内衣廠成了“國無”企業。國有企業不要在什麼領域都占領,關系國計民生的才要。廣東、福建、浙江國有比重比我們小很多,你講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嗎?這些問題不着眼于實際,如果還是老一套的理論,将一事無成。要着眼于對江西難點與熱點問題的探讨。你們要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江西的經濟就更有希望。社科院、社聯在為省政府決策服務、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上,要有自覺性和堅定性,也要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一定要有一個好的學風。要聯系實際研究問題,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别是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研究現實問題。你們這個單位很重要。今天,主要是來看看你們,盡一點“後勤科長”的責任。今天,我為什麼請明善、鍋根同志來?我這些話也是講給他們聽的,他們是“副科長”。

請向全院、會的同志緻以親切的問候和敬意。你們有什麼好的東西請寄給我,我一定拜讀。[]

舒聖佑也是一位務實的領導。一年兩次來院、會視察,不僅為我們“一攬子”解決“安居”問題,而且對社科發展方向、學風等都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他關于江西經濟結構的分析,對我們認清省情,開展研究,提出了有價值的課題。他視社科院為“營養庫”,對我們是動力也是壓力,給科研人員以激勵和鼓舞。

 

這一年4月,吳官正調離江西,舒惠國任省委書記。舒聖佑來院、會前,曾就安排建“高知樓”基建項目事,同舒惠國通過氣,舒很支持,說:“好嘛!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條件應該好一些。” 舒惠國也很關心院、會的工作,他為社科院陳文華、陳榮華主編的《江西通史》作序,為我與何友良主編的《當代江西五十年》題寫書名。1998419,他到社科院出席“加快産業化經營座談會,要求院、會加強發展對策研究,為江西經濟社會發展當好“思想庫”、“智囊團”。從此,院、會進入一個安居創業的新階段。

馬克思說過,環境也能創造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環境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是一緻的。人能适應環境,也能改造環境,并在改變環境的同時改變着自己。随着硬件建設的逐步到位,院、會環境綠化、淨化、美化工作也提上日程。大樓落成之際,我向老友、省行政幹部管理學院院長方彥讨來幾棵雪松等景觀樹;将大樓前水塘填平,營造出一塊青草地;又在大樓與生活區之間的道路兩旁種上翠竹,蔚成一道風景。

9月,我去中央黨校學習,置身中央黨校優美的校園,我心念院、會,寫了《思念青草地》和《竹賦》兩篇散文在院報發表,意在倡導“先綠後園”精神。11月我撰寫論文《列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最後思考》,提交省第四次鄧小平理論研讨會,獲得肯定,被評為優秀論文一等獎。據與會同志告知,鐘起煌大為贊賞說:“中央黨校真是個好地方,國強同志去一靜下來就寫出好文章!”

1999年底,我調離院、會到省科技廳工作,但我人走家不搬。如今退休了,和當年風雨同舟的夥伴們常在青山湖畔散步,諸多往事萦懷心頭。我慶幸自己在院、會工作期間,躬逢改革開放的美好時代,遇到了幾位求真務實的開明領導:老書記傅雨田,老賣(邁)年糕(高),屢屢為院、會建設吆喝;省領導吳官正、舒惠國、舒聖佑、盧秀珍、鐘起煌、張克迅、黃懋衡等傾心盡力扶持社科事業;而我有幸在他們麾下為這塊熱土傾注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201712

                                   ( 作者:原江西省社科院院長,省文史館員。 )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資料《吳官正同志視察省社科院、省社聯時的談話紀要》(199644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資料《省委書記吳官正視察院、會時的談話要點》(1996816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資料《吳官正同志約見白永春等同志時的談話》(1996822

[]摘自江西省社科院内部資料《舒聖佑省長視察省社科院、省社聯時的講話》(1997812

(編輯:楊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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