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訪問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官網! 今天是

     當前位置:首頁 > 圖書館 > 本院新作 >    
《贛商文化導論》
發布時間:2019-09-26 15:10 作者:龐振宇 點擊:20
基本信息
【主辦單位】: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編輯出版】:
【國内統一刊号】:
【郵發代号】:
【國際标準刊号】:
【發  行】:
【出 版 社】: 中國書籍出版社
【總 頁 數】:
【裝  幀】: 平裝
【開  本】: 8開本
【I S B N】 :
【出版日期】: 2018/8/17 0:00:00
内容簡介

由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龐振宇撰寫的專著《贛商文化導論》(29.6萬字),已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本書從贛鄱商業環境文化、贛商營銷文化、贛商倫理文化和贛鄱商人組織文化等方面考察贛商文化的基本結構、曆史地位以及發展走向。“一個包袱一把傘,出來就要當老闆”,是贛鄱區域有利于商業經濟發展的深層環境文化。贛商營銷文化表現為品牌意識、“小買賣而緻大開張”的苦心經營和講求“賈術”、“賈德”。贛商倫理文化包括财富倫理、經營倫理和消費倫理等方面,财富倫理表現為“身劬母康”和造福社會的擔當精神以及“會通經商與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感,經營倫理表現為誠信為本、義利并重的商業行為原則,消費倫理表現為“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的儉約精神和“重學助學”的儒商消費傳統。贛鄱商人組織文化表現為利用商人會館、商會、同業公會,形成“以衆幫衆”抱團發展的互幫精神。不斷發展的贛商文化,是江西經濟崛起的内在動力和精神源泉。



 


 



中國文化是各個地域文化共同組成的,促進文化發展必須加強地域文化研究商業文化是地域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無農不穩,無商不活”,商業在給社會帶來活力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諸多問題,因此就有了傳統社會的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在傳統社會是一個弱勢群體,商人創造的商業文化一直不是文化的主流,但商業文化有着頑強的生命力。商業文化不斷會聚各種文化,雖然良莠不齊,為人诟病,但形成一種無所不包的最适合生存和發展的充滿生命力的大文化。今天,中華民族正在進行着一場全體國民參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需要一套完善的商業文化體系作為指導,考察曆史上的商業文化為今天提供借鑒當是題中應有之義。


由宋元而明清,江西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發展勢頭,和蘇、徽、浙一道,是整個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依賴大宗的大米、茶、瓷、紙、夏布等商品,江西商人在明前期獨領風騷,明中後期及清前期與徽商、晉商三足鼎立。他們或來往于江西和各地之間進行買賣,或久居他鄉從事商業活動,“挾技藝經營四方”,形成活躍于明清全國商業市場上的十大商幫之一。江西古稱“江右”,明清江西商人多被稱江右商,江西商幫亦多被稱為江右商幫。清光緒以來,“贛”逐漸成為江西的簡稱,贛商成為江西商人的代稱。本書在論述過程中,明清江西商人多稱為江右商,近現代江西商人多稱為贛商,有時籠統稱為江西商人或贛商。明清江右商以其人數之衆、操業之廣、滲透力之強為世人所矚目,對當時社會經濟産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近代以來,由于京漢、粵漢、津浦等鐵路的修通,特别是五口通商之後,水運變陸運、河運變海運,南北交通改走兩湖、冀豫及蘇皖山東,江西成了陸運和海運的盲區。江西商人漸漸失去了曾經的商業領地,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發展良機,已無法恢複昔日的輝煌,但是他們在衰中求變,改革開放以來漸顯複興的迹象。


1994年上半年起,江西學術界、新聞界、大專院校、黨政機關及企業界的一大批老中青三代學者、幹部,掀起了熱度很高的贛鄱文化研究浪潮,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的士紳才子文化、近代的紅土地革命文化和贛商文化等方面。20069月,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成立的贛商文化研究所,以江西商人和贛商文化為研究對象,以挖掘贛商文化的起源、發展與變遷,尋找現代贛商的發展途徑,整理、總結贛商精神和構建先進的當代贛商文化體系為研究目的。同年10月,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和江西日報社又在南昌發起并組建的江西省贛商文化發展促進會,目的是“探索贛商發展的脈絡,積極學習和弘揚先輩們的創業精神”,樹立贛商群體形象和群體人格,使贛商具有一種認同意識,具有守望相助的協作精神。筆者亦從那時起即開始關注贛商文化的研究,收集整理有關昔日贛商的曆史資料和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從中提煉昔日贛商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質,以期激勵今日贛商重振江西商業雄風。



作為一項科學的研究,必須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所以有必要作一個大體的學術史回顧。贛商文化研究,以商人、商幫研究為主體,以商業精神為核心,兼及商業環境文化、商業營銷文化、商業倫理文化和商人組織文化等。下面從這幾個方面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和評述。


傅衣淩最早關注江右商幫,他的《明代江西的工商業人口及其移動》一文為該領域奠基之作。他分析了明代江西工商業人口向全國各地大量移動的原因、分布情況和在中國經濟史上的作用。随着改革開放的推進、商業的勃興,江右商幫引起學界的關注。方志遠在20世紀90年代陸續發表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江右商幫研究的框架,成為這一時期江右商幫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涉及江右商幫的興衰時間和原因、活動區域和經營行業、社會構成與資本來源、經營方式及經營特點、經營觀念與投資方向以及江右商幫的商事訴訟等。餘龍生、賴明谷研究了明代江右商的行商特色,認為明代江西商人具有從商人數多、行商區域廣、經商方式活、賈農結合緊等行商特色,體現江西人求新思變、善謀實幹的良好傳統和品質。肖文評認為明清時期吉安商人為雲南、湖南、湖北、河南、四川、貴州等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肯定了吉安商人對推動吉安地區社會經濟及宗族勢力發展和開發雲、貴等西部地區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李錦偉以吉安府為中心,考察了明清時期江右商幫與江西農村公共産品供給關系,認為商品供給提供的主要是與農村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對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和促進農村社會的發展産生了重要作用。楊福林認為,清代江右商大規模入湖南,不論是商業都會,還是窮僻的小縣城,甚至是鄉野小集鎮,形成到處都有江右商人的局面。江右商在湘有人數衆多、遍布湖湘,财力雄厚、稱雄商界,行業龐雜、覆蓋面廣,名店字号、數代傳承等特點。鐘華認為,明清時期江右商進入貴州,對貴州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也促進了自身的發展。謝力軍、張魯萍考察了江右商幫沒落的原因,認為江右商人的經營觀念未能随着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轉變,以及經營方式和經營行業的固守不變加劇了江右商幫的沒落。


邵鴻從社會史的角度對江右商進行微觀解剖。他以清江縣為個案,以賓興活動為視角,考察了官、紳、商三者在地方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地位和關系,指出清代後期江西賓興活動的發展是商、官、紳幾個方面共同合作的結果。對江右商在外省的活動,他以嘉慶二十四年在湖南湘潭發生的江西商民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大規模仇殺事件為案例,得出結論:在前近代社會的商業市鎮中,對市場利益的分割和争奪往往成為外來移民與本地土著之間鬥争的焦點。土客商民之間的激烈鬥争是促進客籍商民牢固保持家鄉的聯系,推動地方性商幫發展的重要因素。還有學者将江右商與其他商幫進行比較研究。梁四寶、燕紅忠認為,相對于晉商較強的群體意識、雄厚商業資本和商業競争觀念而言,江右商幫則有資本分散、競争力弱及角色意識較差等特點。餘龍生認為,江西商人和晉商成功之處都在于把握了良好的曆史契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重視誠信,江西商人衰敗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分化和經營觀念落後,晉商則是因為用人制度狹隘和商業活力衰退。


商業倫理文化是贛商文化的重要内容。餘龍生認為,江右商商業倫理的特點是崇尚勤儉,善待财富;與人為善,講求和氣;以誠為本,注重信用;許遜崇拜,講究互助。江右商商業倫理的基本内容包括義利并重的财富倫理、誠信經商的經營倫理、以和為貴的和合倫理、崇儉黜奢的消費倫理、崇奉許遜的信仰倫理等方面。理學倫理觀對明清江右商幫商業倫理思想的影響既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從積極方面來看,在理學義利觀的指導下,江右商人秉承理學的“取之有義”、“以義取利”,謹守“仁義為先”、“不以功利為急”、“不言利而利自饒”的教義,注重“财自道生,利緣義取”,在經商活動中講究商德,堅持貨真價實、誠實守信。從消極的方面來看,由于理學本身對于經商謀利并不鼓勵與提倡,僅僅是不反對而已,對江西商人的經商活動也有很大的制約作用。


商人會館是明清會館中數量最多的一部分,散布與全國各大城市和工商城鎮。陳立立認為,萬壽宮成為江右商人在外地的标志性建築,它具有自身運作規律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功能。他以景德鎮萬壽宮為例,考察了萬壽宮的内部管理情況以及萬壽宮在調解、裁決紛争,舉辦公益慈善事業,朝拜祭祀,商業中介,商業集資,溝通市場信息等方面的功能。楊福林等人考察了清代湘省的江西會館。他們認為,善化萬壽宮是湖南江西會館的代表,建築構造中間是真君殿,殿前戲樓為各大節日及真君壽辰演戲之用,殿後的至斯堂為同鄉宴會場所,公正堂則為商幫協調及處理本幫相關事務的機構。在江西商幫由地緣組織向業緣組織融入過程中,自身内在的鄉土粘合力逐漸消減,會館的功能逐步衰微,不少江西會館開始承載與江西商幫無關的社會活動,出現非地域化的特征。晚清至民國時期,會館由盛而衰。湖南各地紛紛設立商會,江西商人積極參與,淡化商幫組織的地域特色。新式同業組織興盛,加速江西商幫分化,促使其完成由地域組織到行業組織的嬗變。


清末以來,江西和全國各地一樣,在政府的引導下各地紛紛設立商會。張芳霖詳細地考察了清末至民國南昌商人與商會組織。她從清末商會成立的曆史背景出發,對江西相關資料作了較為全面的綜合分析,考述清末江西商務總會的創辦情況,并簡要介紹《江西商務總會簡章》内容。她還利用南昌市檔案館所見民國時期南昌商社檔案和同時期部分商會檔案尤其是日常收發文的動态分析,勾勒出與南昌商會密切關聯的商社這一自發組織的緣起、組織、活動和功能,并通過對它的研究從側面反映同時期南昌商會内在機制的發展及權力的失衡與受控下商會的分化與重組。她以南昌市檔案館館藏民國南昌商會檔案為基本史料,考察了市場環境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梁洪生多次赴吳城鎮考察,利用考察所得文獻和口碑資料研究了吳城鎮的早期商會。付水火認為景德鎮商會在成立、人員構成、商會運作中與傳統社會關系緊密,商會與傳統社會聯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會在發展地方工商業、維持地方社會穩定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景德鎮商會體現了傳統工商業城市中商會的特征及其命運。


上述研究為本書奠定了學術基礎,毋庸諱言,目前的研究還存在諸多問題。廖豔彬就認為,目前關于江右商幫研究和認識中存在着一些以偏概全、人雲亦雲的内容,且形成了一些“蓋棺定論”的基調,不利于全面、準确地反映江右商幫的發展軌迹和曆史地位,而且對民衆也易産生一些誤導。他認為,目前研究僅強調或突出個體商人是有失偏頗的,容易使民衆對江右商的人員構成産生歧義性理解,以商補農、離鄉不離土的個體商人和馳騁商場、走南闖北的專職商人并存才是江右商的構成特征;僅以知足常樂、小富即安的經商意識作為江右商的特征有失偏頗,江右商的經商理念似應概為小農意識與商業資本意識并存。除此之外,目前的研究側重于對江西境内贛商的研究,對省外贛商的研究尚顯得薄弱。有些學者雖已關注各地贛商,但研究多側重于萬壽宮數量的統計,或者作為曆史遺迹的介紹,對當地江右商、贛商的組織、萬壽宮的具體運作、與當地商業組織的關系、商幫的曆史演變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系等方面的探讨還不夠細緻。研究對象範圍的狹窄化必然會影響到對贛商文化的客觀、全面評價,影響對贛商發展地位的認識和判斷。本書深入挖掘史料特别是近現代部分的史料,以期推進贛商文化的研究。



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從贛鄱商業環境文化、贛商營銷文化、贛商倫理文化和贛鄱商人組織文化等方面,贛商精神可以概括為“一個包袱一把傘,走遍天下做老闆”的闖蕩精神,“從小買賣到大開張”的創業精神,“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及回饋社會的擔當精神,“以衆幫衆”抱團發展的互助精神。由此,本書設計了六章對贛商文化加以探讨。


第一章,贛鄱商業與贛商的發展曆程,旨在梳理江西商業經濟發展史,為研究贛商文化做鋪墊。


第二章,贛鄱商業環境文化,主要讨論贛鄱大地為什麼會形成“一個包袱一把傘,走遍天下做老闆”的闖蕩精神。本章認為,闖蕩精神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崇商、護商的社會文化氛圍的形成;其次是以血緣、地緣、業緣為紐帶的共同創業。江西商人在經商過程中所用之人非同宗同族,即本村本裡,這種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結成的商幫,使商業上的主從關系又加上宗族上的親屬關系和地域上的同鄉關系,從而具有極大的凝聚力。另外,還探讨了來贛客商的土著化問題。


第三章,贛商營銷文化,主要考察贛商“小買賣而緻大開張”的創業精神。本章認為,創業精神的形成和商業營銷的成功,首先是由于贛商的強烈品牌意識,其次是由于贛商苦心經營,講求“賈術”、“賈德”。


第四章,贛商倫理文化,認為贛商倫理體系包括财富倫理、經營倫理和消費倫理等方面内容。财富倫理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創造财富的沖動力,二是節約财富的抑制力,三是合理運用财富的智慧。從财富倫理文化中,我們能看到贛商“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及“仗義疏财,回饋社會”的擔當精神和贛商“會通經商與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感。從經營倫理文化中,能看到贛商誠信為本,義利并重的商業行為原則。從消費倫理文化中,能看到贛商“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的儉約精神和“重學助學”的儒商消費傳統。“重學助學”屬于消費倫理,同時也反映了江西商人的财富倫理。曆史告訴我們,商人富裕起來之後,重學助學,把财富投入家族教育和區域教育之中,不僅促進教育文化的發展同時又會促使财富新的集聚,尤其是成為社會良性發展的助推力。


第五章,贛鄱商人組織文化,主要讨論江西商人“以衆幫衆”抱團發展的互幫精神是怎樣實現的。江西商人有着強烈的地域觀念,每到一處,必然會建立會館作為全幫的會聚之所。清末以來,全國各地又出現了由官方倡導和支持的商人組織——商會、同業公所。江西商人利用商人會館、商會、同業公會,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力量形成經濟優勢,利用對同祖、同宗、同緣的認同,吸引着更多的資金、技術和人才進入商業領域。


第六章,商業習俗與商業訴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江西各地區形成了風格各異的商業習俗,習俗包括在交易過程中形成了商業契約習俗及交易習俗,以及商業信仰和商業禁忌。這些商業習俗既保護了商家的利益,也維護了市場秩序,避免惡性競争,成為限制和規範商業發展的非制度性因素。




  回顧過去,贛商有過輝煌的足迹,也曆經了持久的沉寂。放眼當下,贛商又欣逢良機。為了恢複贛商的昔日輝煌,我們必須充分了解贛商文化的深厚内涵并認識贛商文化的不足。本書以明清江右商幫和今天的新贛商為研究主體,分析包括商業環境文化、商業營銷文化、商業倫理文化、商人組織文化等地域商業文化,總結贛商精神,傳承傳統贛商文化的合理内核并注入新的時代内涵,以期重塑贛商群體形象,挖掘和提升贛商的精神風貌與獨特氣質,鼓舞贛商拼搏的鬥志和自信。


 



 



目錄

緒  論/5


第一章 贛鄱商業與贛商的發展曆程/11


第一節 贛鄱商業經濟的發展/11


一、隋唐以前贛鄱商業的初興/11


二、隋唐時期贛鄱商業的崛起/12


三、宋元時期贛鄱商業的繁榮/14


第二節 明清江右商幫的興衰/17


一、江右商幫的興起/17


二、江右商幫的活動區域/21


三、江右商幫的衰落/32


第三節 衰中求變:近現代商業經濟中的贛商/35


一、晚清民國時期贛商蹒跚前行/35


二、改革開放以來贛商重塑輝煌/46


第二章 贛鄱商業環境文化/51


第一節 “士農商賈皆可有成”/51


一、江西各府州縣的江右商/51


二、崇商、護商的文化氛圍/55


第二節 以血緣、地緣、業緣為紐帶共同創業/60


一、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經濟/60


二、以地緣為紐帶的同鄉經濟/64


三、地緣紐帶下的行會與公所/69


第三節 來贛客商的第二故鄉/71


一、贛鄱大地會聚天下客商/71


二、來贛客商的土著化/77


第三章 贛商營銷文化/81


第一節 誰砸品牌就砸誰的飯碗/81


一、以質量為核心的品牌意識/81


二、打造産業集群的地域品牌/85


三、贛商老字号的文化特色/88


第二節 苦心經營,講究賈術/91


一、“小買賣而緻大開張”/91


二、揣摩心理,精于籌算/94


三、廣而告之:商業廣告的應用/97


第三節 贛商營銷的幫規行規/101


一、規範商業行為的幫規/101


二、适應市場需求的行規/103


第四章 贛商倫理文化/112


第一節 贛商倫理文化内涵及形成條件/112


一、贛商倫理文化的内涵/112


二、贛商倫理體系的形成條件/113


三、贛商價值取向的沖突與調适/116


第二節 贛商倫理文化的基本内容/120


一、身劬母康與造福社會的财富觀/120


二、誠信為本與和衷共濟的經營觀/126


三、崇儉黜奢與重學助學的消費觀/130


第三節 贛商倫理文化的時代價值/134


一、幾種商業倫理觀的辨析/134


二、贛商倫理文化的當代傳承/137


第五章 贛鄱商人組織文化/139


第一節 江右商人會館文化/139


一、會館的修建與建築形态/139


二、基本功能與内部運作/145


三、會館的衰落和同鄉會的興起/150


第二節 來贛客商會館文化/153


一、來贛客商會館的興建/153


二、來贛客商會館章程與運作/157


第三節 江西商會文化/159


一、清末江西商會的創立/159


二、民國時期江西商會的發展/167


三、近現代贛鄱區域同業公會/173


第六章 商業習俗與商業訴訟/179


第一節 商業契約與交易習俗/179


一、商業契約習俗/179


二、商業交易習俗/185


第二節 商業信仰與商業禁忌/191


一、贛商商業信仰/191


二、贛商商業禁忌/194


第三節 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195


一、贛商商事糾紛/195


二、商業訴訟舉偶/200


結 語/206


參考文獻/212


後 記/216



上一篇:江西佛教與地方文化
下一篇:《贛鄱宗族文化研究》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微信公衆号